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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新設計師”不是榮譽，是責任和使命
　　公方彬
　　“習近平是中國大國道路上的新設計師”，這不是筆者的形象化描述，而是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治國理政的理解和把握，同時也是對中國大國道路的客觀需要的認識。
　　每個國家和民族在發展道路上都必須擁有自己的設計師。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、《獨立宣言》主要起草人傑裴遜，他們創設了美國，制訂了適合自己的政治框架和發展路徑，由此使美國有了百年輝煌。由於制度和文化的原因，西方設計師帶有群體性、交互性特征。除了政治精英的貢獻外，還有一批思想家的參與。英國哲學家洛克設計了分權制衡的政治架構，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設計了公權與私權界限與契約關係，英國的亞當•斯密設計了自由主義經濟與小政府大社會等。
　　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，我們更強調思想和政治的統一性、一元性，因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全黨全國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，又由於其所處的決策地位，而起到決定作用，進而成為獨立的設計師。此外，由於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穩定性，又決定了只有大變革來臨，才呼喚新設計師的誕生。比如，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重大轉折期，鄧小平在毛澤東已有探索的基礎上開拓新路，這個新路不是小修小補，而是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改建，並且結出碩果，而被尊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。
　　今日中國又到了大變革時期。第一，中國的國際角色在轉變，由跟著別人的音樂和規則跳舞，到參與規則的制訂。這意味著中國正走在大國道路上。能不能在這條路上走快走穩，關鍵在主導者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既然認定西方霸權不利於世界和平，就必須設計出新的超越別人的新秩序、新規則。這離不開最高領導人的思想與設計。
　　第二，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，背後需要科學理論作支撐，也要更新政治觀。比如革命階段共產主義路徑是消滅資本主義，有了後來的“輸出革命”；而今我們講“命運共同體”，強調和諧共處，明確“不輸出革命”，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實現的路徑必須調整。換句話說，共產黨領導的執政道路只能靠當代思想家、政治家來設計。
　　第三，經濟和社會轉型，涉及權力運行模式的重構，而新常態的確立不能靠舊有的經驗和做法，而應有大理論的支撐。既然堅持“兩個不走”，那麼第三條路就應更科學更通達。鄧小平已開啟這條路，但要成熟完善起來，必須將實踐升華為理論，復歸指導實踐。這是十分重大的時代命題，必須在設計師的主導下完成。
　　所以，新設計師不是榮譽，而是責任，是黨和人民賦予習近平的神聖使命。習近平承擔起了這樣的使命，正進行著一系列新設計。他上任以來，高度重視精神大廈的建設，把共產主義視作共產黨員精神上的“鈣”，這是上樹信仰。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，制定八條新規、開展“反四風”，強調依憲執政，依法行政，這些既是規範權力運行，也在確立價值坐標，引導價值取向，這屬於中立坐標。以“打老虎拍蒼蠅”為標誌的反腐行動，讓掌握公權力者有所敬畏，這屬於下劃紅線。至於他提出“跳出冷戰思維零和博弈”，中國夢與美國夢、亞洲夢、世界夢的關係，則是提出了新國際觀。這些都屬於頂層設計的範疇。當然，中國的大國道路設計處於進行時，而不是完成式，今後有很長的路要走。▲(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