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新設計師”不是榮譽,是責任和使命
  公方彬
  “習近平是中國大國道路上的新設計師”,這不是筆者的形象化描述,而是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治國理政的理解和把握,同時也是對中國大國道路的客觀需要的認識。
  每個國家和民族在發展道路上都必須擁有自己的設計師。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、《獨立宣言》主要起草人傑裴遜,他們創設了美國,制訂了適合自己的政治框架和發展路徑,由此使美國有了百年輝煌。由於制度和文化的原因,西方設計師帶有群體性、交互性特征。除了政治精英的貢獻外,還有一批思想家的參與。英國哲學家洛克設計了分權制衡的政治架構,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設計了公權與私權界限與契約關係,英國的亞當•斯密設計了自由主義經濟與小政府大社會等。
  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,我們更強調思想和政治的統一性、一元性,因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全黨全國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,又由於其所處的決策地位,而起到決定作用,進而成為獨立的設計師。此外,由於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穩定性,又決定了只有大變革來臨,才呼喚新設計師的誕生。比如,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重大轉折期,鄧小平在毛澤東已有探索的基礎上開拓新路,這個新路不是小修小補,而是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改建,並且結出碩果,而被尊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。
  今日中國又到了大變革時期。第一,中國的國際角色在轉變,由跟著別人的音樂和規則跳舞,到參與規則的制訂。這意味著中國正走在大國道路上。能不能在這條路上走快走穩,關鍵在主導者。換句話說,我們既然認定西方霸權不利於世界和平,就必須設計出新的超越別人的新秩序、新規則。這離不開最高領導人的思想與設計。
  第二,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,背後需要科學理論作支撐,也要更新政治觀。比如革命階段共產主義路徑是消滅資本主義,有了後來的“輸出革命”;而今我們講“命運共同體”,強調和諧共處,明確“不輸出革命”,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實現的路徑必須調整。換句話說,共產黨領導的執政道路只能靠當代思想家、政治家來設計。
  第三,經濟和社會轉型,涉及權力運行模式的重構,而新常態的確立不能靠舊有的經驗和做法,而應有大理論的支撐。既然堅持“兩個不走”,那麼第三條路就應更科學更通達。鄧小平已開啟這條路,但要成熟完善起來,必須將實踐升華為理論,復歸指導實踐。這是十分重大的時代命題,必須在設計師的主導下完成。
  所以,新設計師不是榮譽,而是責任,是黨和人民賦予習近平的神聖使命。習近平承擔起了這樣的使命,正進行著一系列新設計。他上任以來,高度重視精神大廈的建設,把共產主義視作共產黨員精神上的“鈣”,這是上樹信仰。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,制定八條新規、開展“反四風”,強調依憲執政,依法行政,這些既是規範權力運行,也在確立價值坐標,引導價值取向,這屬於中立坐標。以“打老虎拍蒼蠅”為標誌的反腐行動,讓掌握公權力者有所敬畏,這屬於下劃紅線。至於他提出“跳出冷戰思維零和博弈”,中國夢與美國夢、亞洲夢、世界夢的關係,則是提出了新國際觀。這些都屬於頂層設計的範疇。當然,中國的大國道路設計處於進行時,而不是完成式,今後有很長的路要走。▲(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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